几个月前的2024年巴黎奥运会在国内一度形成矛盾的关注度螺旋：缺乏预热再加上大数据信息茧房，一些人一直到开幕才知道四年一度的夏季奥运会又开始了；然而和不少鼓吹“国人已对奥运会祛魅”的观点不同，开幕以后的巴黎奥运立刻成为全民焦点，热度在无声无息中陡然爆发——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不少同期播出的综艺节目、影视作品在规划之前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奥运会的影响，以至于在奥运热潮之中陷入尴尬。这些经验丰富的娱乐策划们的“翻车”，与其说是他们低估了奥运会的影响力，不如说是他们也陷入了潜移默化的信息茧房。历经一百二十八年的现代奥运会，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的远去、“中国奥运叙事”的模糊，确实走向了新的历史阶段，但说到底，只要奥运到来，它依然是那个代表着人类天下大同的理想主义盛事。

当地时间2024年7月19日，法国，巴黎大皇宫前装饰奥运元素。

其实从2012年伦敦奥运开始，如果说“对奥运祛魅”是建立在既定框架之下的优绩叙事的话，这次巴黎奥运的舆论风向，已然有打破框架之势。奥运会在国内的关注度依然火爆，但颠覆性的反思性已经生根；曾经将奥运会推向国家叙事高度、“百年奥运梦想”的我们，也问出了“奥运会究竟何为”——不过，从现代奥林匹克事业的百年历史来看，类似的意识形态争论并不新鲜；这个从古希腊流传下来，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具备理想主义特质的意识形态“神话”和“崇高客体”，其实本就历经千锤百炼，从无数的质疑、颠覆与重建中历久弥新。

奥运会从来都是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当然是一位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深受英国教育家汤姆士·阿诺特对体育运动高度推崇的影响，吸收英国教育系统对课外体育运动的实践经验，试图在法国大力推行体育教育。然而，顾拜旦的思想绝非无根之木，诸多研究表明之所以顾拜旦等人将眼光投向体育，与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的惨败密切相关：顾拜旦和当时法国的诸多教育界人士都认为，正是法国缺乏体育教育的现状导致了法国青年体魄不足和集体主义精神的缺失，而推广体育运动、改革教育系统、提升民众体质，最终也正指向一个非常传统的宏大叙事目的：振兴法国，“体育强国”。

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如顾拜旦与空想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知晓要达成任何明确的功利主义目标，都需要“上价值”，赋予其独特的叙事性和崇高的精神价值。此时，刚刚被考古发掘的古希腊奥林匹亚遗址进入了他的视野，在他看来，“德国人发掘了奥林匹亚的遗址，可是法兰西为什么不能着手恢复她古代光荣的历史呢？”于是，体育强国的理想借助古希腊奥林匹克赛会的历史“借壳还魂”，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1892年，顾拜旦正式在演讲中提出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为“体育强国”的功利主义披上了国际友谊、世界和平、公平公正、自强不息的精神外衣。

我的青少年时期正好贯穿了中国申办、筹办、举办2008年奥运的全过程，我深深记得顾拜旦在1912年发表的《体育颂》进入了当时的语文课本，在这首被中文翻译无限润色到华美的散文诗中，我们得以窥见“奥林匹克精神”最初也是最本质的审美意蕴：

“啊，体育，天神的欢娱，生命的动力！ 你猝然降临在灰蒙蒙的林间空地，受难者激动不已，你像是容光焕发的使者，向暮年人微笑致意。你像高山之巅出现的晨曦，照亮了昏暗的大地。

啊，体育，你就是美丽！ ……啊，体育，你就是正义！ ……啊，体育，你就是勇气！ ……啊，体育，你就是荣誉！ ……啊，体育，你就是乐趣！ ……啊，体育，你就是培育人类的沃地！……啊，体育，你就是进步！……

啊，体育，你就是和平！ 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你在有节制、有组织、有技艺的体力较量中产生，使全世界的青年学会相互尊重和学习，使不同民族特质成为高尚而公平竞赛的动力。”

我相信，顾拜旦和最初的奥林匹克创始者们，真的是被古希腊奥林匹克赛会深厚的审美意蕴所触动，伴随着潜藏在精神内核中的对古希腊文明无限的推崇和服膺，从利用“叙事”的实用主义转向真正信仰意义上的理想主义，从而不追求私人利益，全力推动了这项极具现代性特征的人类团结壮举：将局限于本国的体育强国理想，扩张为全人类共同的对身体之美、公平正义与和平友谊的追求，并将其理解“人性”向“神性”靠近的自我超越——哪怕现在，也很难再找到如奥林匹克精神这般优雅、高贵、普世并动人的“类宗教”叙事了。

然而，当我们真正翻阅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则会看到一幅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考量搏斗共生的现代性画卷：若不是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对纪念希腊反抗土耳其的独立起义75周年，建立希腊现代民族认同的实际需要，1896年的首届现代奥运不可能有如此宏大的场面与预算，而失去了这一明确政治目的的奥运会，在1900年的巴黎和1904年的圣路易斯，都沦为另一项意识形态运作——代表工业革命时期国家工业实力展示的世博会的附庸。接着，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慧眼识珠”，看到了奥运会对国家形象塑造的积极价值，将1908年伦敦奥运会转化为展示英国国家实力的“秀场”，而正是伦敦做出的示范，才真正让现代奥运会摆脱了无所依凭的漂泊局面，真正扎下根基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成为新兴国家展示自我，融入国际社会观瞻的“国际派对”：接着，瑞典、比利时等国家都凭借奥运会的举办展示了其超出领土大小的国际影响力，而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1936年柏林奥运会，更成为了二战前两大对立意识形态之间最纯粹的角斗场。

以二战反法西斯史观角度，由希特勒和纳粹主导的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自然是奥运会历史上的重大污点，邪恶的政治意图无孔不入的侵入，令顾拜旦所期待的普世理想蒙羞；但从纯粹形式角度上来说，柏林奥运会的诸多形式创新，正是18、19世纪主导了古希腊精神复兴的德意志古典美学的集中展现：火炬传递仪式的发明、对古希腊人体雕塑的“健美”价值和神性的极度推崇，开幕式集体操表演，对国家实力、人类自我超越的“超人”精神与世界和平的高度强调，商业化与电视转播，未来都在一种心照不宣的尴尬中，成为了历届奥运会的固定节目与传统。

二战之后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二战影响之下世界各国的“复兴”或新兴的纯粹展示阶段，1948年伦敦奥运会承载着世界百废待兴、弥合二战创伤的崇高价值，1960年的罗马、1964年的东京、1972年的慕尼黑代表着反法西斯斗争在精神领域的彻底胜利和前轴心国国家的“新生”，而1952年的赫尔辛基、1958年的墨尔本、1968年的墨西哥城、1976年的蒙特利尔则代表着新兴国际力量的崛起。

而以1980年深受意识形态斗争冲击的莫斯科奥运会为转折点，再加上“国家意识形态广告”这一需求所带来的高额成本的难以为继（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直接造成蒙特利尔城市破产），1984年洛杉矶奥运开始，奥运会试图以加强商业化、加强体育运动本身吸引力的方式，突破原有的意识形态藩篱，也真正开始了去意识形态化，主办国自我宣传的意味开始被抑制。此后不久，顾拜旦期望中纯粹的国际性友谊和平盛会，也在冷战结束，“历史终结”的大背景下，伴随商业化的护航似乎缓步开始实现。

当然，1984年后的现代奥运会也有不少极具国家意志表现和意识形态需求的例子，比如2004年庆祝奥运百年的雅典奥运、2016年展现拉丁美洲崛起的里约奥运，但明显可以看到奥运会的意识形态元素被有意地降低了，主办国主办奥运的诉求也更多地转向了商业盈利和城市开发。不少国内媒体对2012年伦敦、2020年东京和2024年巴黎奥运的主办方的非议往往建立在认知错位上：最近几届奥运会主办方的承办动机已然出现显著的转变，即从单纯的国家意志表述，转向了申办城市自身规划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需求，伦敦、东京、巴黎如此，未来的2028年洛杉矶、2032年布里斯班都是如此，从“举国之力”转向“一城事务”，众多的招待不周、规格降低也是情有可原，当奥运会不再是不惜工本的“Party”而是“生意”，很多固有的逻辑和思维都要被打破了。

体育作为本质：被遗弃的、重新寻回的，饮鸩止渴的

伴随着现代奥运有意或无意地从意识形态秀场“Party”到非意识形态化商业活动的转型，长年深陷腐败浪费风波的国际奥委会，也意识到过往不计代价的高成本形式难以为继，开始广泛地推动奥运会的“瘦身”与转型。从节流角度，奥委会开始逐步降低办赛的硬件标准，力图降低主办城市的投入，去除纯粹形式化的繁文缛节，拿掉臃肿的项目缩减赛程；从开源角度，则进一步增加赞助和商业化程度，与高度商业化的体育项目重新加强合作，如网球项目含金量的提升，橄榄球、足球等项目进一步商业化的酝酿；引入当代青年人更加喜爱的项目与内容，如本届巴黎奥运颇受关注的霹雳舞项目，明年在沙特举办的电竞奥运会，已经举办多届的青年奥运会等等。这些改革举措的效果成败还要长远的时间刻度来评判，但概括说来，奥委会的举措本质上是将一度在悠久的现代奥林匹克历史上被推至边缘的“体育”本身，重新纳入到奥运会的主流叙事上：其实，原来的奥运会中，体育其实根本不重要——这种荒谬的现状，也许到了改变的时候了。

“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关于“体育”这一奥运会的“本体性”，恰巧存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辩证矛盾，处于意识形态、商业化与前现代的“业余精神”的长期纠缠之中。说来诡异，一如我们熟悉的经典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体育”这一本质在奥运叙事之中反而是被遗弃的非主流。顾拜旦最早推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正是源自“体育强国”的需求，才会在《体育颂》中赋予体育以神性、美学、公正与和平等一系列意识形态价值，但是一直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奥运会都不以纯粹的“体育竞赛”自居。一方面这是前文提到的各个主办国的国家意志，也与顾拜旦有些自我矛盾的“业余”精神相关。1894年顾拜旦参与起草的第一版《奥林匹克章程》，明确规定奥运会的参赛者必须是“业余运动员”，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业余精神”，实际上是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传统贵族社会和手工业社会精神残余的一曲挽歌：顾拜旦写道，“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正如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成功，而是奋斗；但最本质的事情并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为了金钱奋斗的职业运动员天生地失去了高贵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自然是对理想的奥林匹克精神的玷污。

因此，奥运会与高度商业化的足球、橄榄球、网球、拳击、篮球、赛车等项目一直不和，无法代表这些项目的最高水平。之前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逼迫这些项目自行组织职业最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如无法与奥委会谈妥的国际足联在1930年创办了足球世界杯），而等到1984年后为了商业利益放弃业余原则后，那些项目的高水平职业运动员也不再看得上奥运会了——这一现状，又是否与“更高、更快、更强”的人类自我超越精神相矛盾呢？认为只有抱有纯粹的无功利目的，才能超越自我触摸人类极限的观点，是不是太过理想，不接地气了一些呢？也许，除了历史上无数政治人物对奥运会的政治操弄，顾拜旦等现代奥运创始人前现代性质的“业余”理想，也更是从本质上把体育竞技自带的自强不息精神剥离出奥运会主流叙事的根源。

那么，显然如今的奥林匹克运动走在一条“拨乱反正”的路子上：眼光开始实际起来的国际奥委会不再视商业化和职业体育为“洪水猛兽”，而是试图将奥运会也转型为如世界杯、英超、电子竞技、北美体育联盟、网球大满贯、F1赛车这样的高度商业化的职业体育竞赛——将奥运会“回归体育”；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崇高的理想主义，而只是觉得相较于过往纯粹消耗成本的意识形态秀场，把奥运会变成纯粹的体育竞赛更能赚钱而已。令人遗憾但又无法改变的现实，是人类还处于必须依靠商业运作和市场才能够推动自我超越的时期，那么奥运会如果真的要实现“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就必须从过去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崇拜，转向对商业意识形态的服膺。这当然是“违背祖宗的决定”，但也许又是如今必然的大势所趋。

可是，完全拥抱商业化的职业体育方向，就真的能拯救如今的奥运会吗？抛却奥运会的意识形态神圣外衣，客观地看待奥运会的竞赛项目，一个冷酷但客观的事实是：大多数奥运项目本身缺乏娱乐性、观赏性和普及度，它们之所以能够生存至今，还正是因为长年来奥运会“非体育”路线的保护；如果这层保护不在了，很多奥运项目将立刻面临灭亡的绝境。顾拜旦本人精心设计、被他认为体现了20世纪的现代人类“全能”价值的现代五项已经宣布被踢出2028年洛杉矶奥运，要是连顾拜旦亲自设立的传统都可以不要，那些号称代表古希腊传统、但却缺乏商业价值的项目（比如古典式摔跤、举重、铁饼等）又还能存在多久呢？进一步说，奥林匹克运动最早全部的初衷恐怕都不是“商业”的，那未来的奥运会还会是我们熟悉的奥运会吗？

说到底，一个完全拥抱商业化职业体育的奥运会，一个将“体育”以商业化形式纳为本质的奥运会，恰恰不是回归本质，相反是剥离本质；相当反直觉反常识的事实是，现代奥运能历经百年风雨发展到现在，“体育”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恐怕是最后一位的，奥林匹克长久延续的魅力，确实不在于体育竞技本身；对奥运会“回归体育本质”的呼吁和举措，也许最终都将被证明是一种商业性质的饮鸩止渴。

推倒重建？我们有更好的“故事”吗？

我们还没有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待奥运会的吸引力，可能是说起来有些过于“扫兴”了：历届奥运会掀起的全民关注热度，是因为我们喜爱这些体育项目本身吗？当然不是，是因为我们的奥运健儿能够夺得奖牌，很多项目恐怕全国观众四年才会看一次直播，而哪怕是“国球”乒乓球，在商业运作上也举步维艰。推而广之，其他国家的观众更热爱体育吗？显然也不是，他们也只看他们能够拿到成绩的项目——本届奥运快要结束时，因为美国直播商NBC没怎么播过中国夺金的项目，不少美国观众在社交网络发表了显然有些无知自大的疑惑：“中国哪来那么多金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中国夺冠的比赛”，而巴黎奥运的最后几天，全世界的眼光也都集中在了中美的奖牌榜之争上，此时，那些拳击、自行车、女篮、摔跤比赛得到关注也并非项目本身的魅力，他们只是中美金牌数竞相上升的宏大叙事的工具罢了。

当地时间2024年2月8日，巴黎2024年奥运会金、银、铜牌，奖牌上的一块六边形铁片取自埃菲尔铁塔。

中美观众皆然，全世界观众都一样，大家都是在奥运会没办的时候大谈“全民体育”，谈论“金牌不重要，参与才重要”，而奥运会一开始，立刻化身金牌战略大师，对每个项目的成绩锱铢必较。打开奥运奖牌榜，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这份奖牌榜为何除了印度（这实在是一个谜团），与GDP榜单、综合国力榜单基本一致？说到底，哪怕除开主办国的国家意志与意识形态表达，光谈奥运会上这些显然商业价值并不大的体育竞技本身，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赤裸裸的国家实力竞争。真到了奥运赛场，成绩的好坏其实并不取决于全民体育、全民健身的成果，也不取决于国内体育项目的商业化、职业化程度，而恰巧体现的就是综合国力对这些非商业化项目的支持能力——将航天风洞技术引入训练中国游泳队与美国、澳大利亚等队的“科技”竞争，已然将这一切放在了明面之上：奥运会的真正魅力绝不只是主办国竭尽全力展示出来的完美自我，也不只是体育竞技本身的魅力，而是四年一次的全球参与的综合国力大斗争：每个人嘴上都不说，但到了金牌数咬得紧紧的时候，大家都老实了。

行文至此，可以回到文章最初提到的一种如今在舆论场上的主流意见：奥运会所代表的是西方人视角之下的国际秩序吗？是。奥运会是西方人掌控之下的意识形态宣传吗？是。中国已经走过了过往“融入”这一秩序的时代，现在是我们创造更加公平、正义、互利的秩序的时候了吗？也是的。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易地用其他的形式来取代奥运会吗？不少意见提出的“国际友谊和平运动会”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抗美援朝战场上经典的“战俘奥运会”也是光辉的先例，但我们真的有比古希腊奥林匹克赛会，顾拜旦的《体育颂》，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更好更美丽动人的“故事”，去取代奥运会吗？无论奥运会如何“瘦身”和转型，试图去意识形态化转向纯粹的体育竞技和娱乐，也无法掩盖其本质上的“和平年代的国际战争”性质，无法掩盖其导向人类团结与和平的本质向往，历经一百二十八年的奥林匹克运动，几乎是人类以最崇高的审美力量将人性本质的幽暗，化为和平、友谊与自我超越的最佳范本——我们真的有更好的“故事”去取代它吗？

真正让奥运会历久不衰的并非物质的力量，并非永恒不变的政治强力，而是生生不息、永恒萌动的美学吸引力所带来的精神与情绪价值，是开幕式上各个国家汇聚在一起天下大同的和平幻象，是各民族历史、文化、艺术荟萃的美学冲击，是人类节庆与战争这两大灵魂本质的现代呈现形式，是顾拜旦《体育颂》里从“天神的欢娱”导向“人类的美丽”，最终通往“世界的和平”的永恒超越。无关政治，无关物质，甚至也无关体育，只要奥林匹克的美学吸引力不死，那么奥运会就不会死；对于我们来说，要么拿出更好的“故事”，要么让奥林匹克精神真正脱离西方中心主义，真正成为全人类自由发展、团结向上的昂扬旗帜。

我想，其实这两者说的是同一件事。